冬末春初的早晨,温度也总是不心疼早起的人。裹紧外套迎着风移步食堂,周末七点的校园连那几只校园看护人似的橘猫也还没睡醒。我从食堂向七点五十分的图书馆走去,保安叔叔身上依然是那条厚实的黑色大衣,八点开馆时间尚未到,我纠结着是进或等,保安叔叔径直走向总台开了灯扬手示意我进入,这样的季节里人心果然比气温来得体贴。
信步在图书馆二楼的书架间,一本柴静的《看见》映入眼帘。这本书高中是读过的,只是读的匆忙未留下太多印象。拣了它来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细读起来。2003年的非典,柴静在经历层层关卡应允后进入北京市预防控制中心采访,步入一道她所急于打开的大门,她所看到的画面却是——整个病区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有的只是三个奄奄一息的病者和填满空气每一寸的诡异安静。我在想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一道门隔离住病毒扩散的可能,也重重关上了感染者最后生的希望。然后非典并不怜人,反有愈来愈猖狂的趋势。柴静去过病房的消息连小区物业都知道了,向她打电话委婉传达最近别回小区的意思。那一年的北京,那时候的惶恐不是一个人的惶恐,是一城人的。就像《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那种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哐哐响——外面的人正把窗户钉死。印象深刻的是柴回不了家后住酒店时妹妹给她送东西时两人隔着三四米的一段对话。柴问:“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妹妹答:“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我能感觉到两泓热泪真实地划过我的脸庞。当离死亡那么近的时候,一份职业素养与生命哪个更可贵?但我把这二者拿来对比又是不恰切的,就如那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事情的含义超越事情本身。生活就是这样处处充满矛盾与辩证法。
有人说,倘若读完一本书,能够根据书里的信息和线索进一步顺藤摸瓜再找出很多其他具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此书便不失为一部上乘之作。所以一本书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一本书的分量,特别是一本好书,它有它的图腾。
我从《看见》里读到了药家鑫,那个大三音乐高材生开车撞伤人后,见伤者在记车牌号后而举刀将其杀害的少年。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会对一个无辜的人痛下杀手?我尽可能在图书馆翻阅关于药家鑫事件的书籍,一本兰和律师的《围观时代》便记录了药家鑫事件背后的另一面。药家鑫案在不断发酵膨胀后,由一起案件上升到一个全民关注的焦点。变成社会伦理道德与司法公正的一场博弈。但在案件过程中,网络舆论不断向药家鑫开炮,散播大量药家鑫是官二代只手遮天的言论,点燃了万众的怒火,令事情变得烫手和失控。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技术革命的勃兴,以及自媒体时代的发展,突破了话语权的绝对垄断,也令键盘侠们唾沫横飞、乱嚼是非。这也更加警醒我们,网络无涯,言行有界。
一本书能给我带来重新解读这个世界的角度,重新衡量对错,不断重构,不断推翻,不断思考。也许这种过程是陡峭艰难的,但不必害怕,毕竟人生就是一场逆旅。这是不读书的人终其一生也体会不到的感觉。
柴静在书的最后谈到了陈虻。那个一个时代的央视著名电视人。谈起他,有人说智慧,有人说尖锐,白岩松说“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我没能有幸处于他们大刀阔斧开辟山河的那个时代,但我通过搜索和了解让自己尽力靠近那个时代,去感受他们的睿智。百度百科对陈虻的介绍是1993年加盟《东方时空》,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等等……像是挖开了冰山一角,我去寻找他的《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拜读。再说白岩松,最初对他的初识是电视屏幕里的他,但在《看见》里,他已然成为我的一个旧友一般的存在。他的《痛并快乐着》、《白说》都是在我了解他后开始读的,也是我近段时间在汲取营养的土壤。我从未想过一本书能给我带来如此大的影响。我由一本《看见》而主动去学习、搜寻、发现,从柴静本身的职业素养方面,从药家鑫案到《围观时代》,从陈虻到《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从白岩松到《痛并快乐着》、《白说》。这像是种蒙太奇现象,一本书却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由《看见》找到了一杯水,通过这杯水,我又寻得了一口井。我在《看见》里偶然得到了一朵花,顺着这朵花看到了整个花园。我想这便是读书之于我的意义。
高中草草读过一遍的书,到大学再读,已然是旧书新人了。但拭去书上落下的灰,再读时它依然闪闪发光。我收获的东西,也比从前更重些。毕竟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本书也不会只读出一种单一的感受。同时我也知道我在这本书面前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这本书承载着的是一位记者十年的所见所经所感,需要我用足够长的时间长度慢慢去比量。 (文/阳光学院曾秀婷)